名地主们的用地哲学

吴 晔：生长秦地，游走京都。浮华满眼不曾留。马路上种地，高楼里放牛。忧攸，优游，幽悠。村人岁月夏天的树叶一样稠。

有了土地，地主们自然也不会任由闲置，农业开发往往是不二选择，“多元化农业生产”也是势在必行。

“农妇，山泉，有点田。”

这个从某广告衍生出来的小段子，据说是前几年许多年轻中国男性对于生活的终极梦想。在我看来，这个小段子最有意思的是“有点田”那三个字，这种调侃或许很容易被理解为中了小农意识的“流毒”，但却再一次鲜活展现了土地（不论大小）所带来的安全感，实际上是国人与生俱来的“遗传基因”。翻翻故纸堆，各朝历代对于土地有近乎偏执热爱的知名人士，似乎并不难寻。

南北朝时期，出生于豪门氏族的大地主谢灵运，拥有“左江右湖、南北二山”（《宋书》卷67）；比之稍晚的另一个著名地主孔灵符，则拥有一个周围十六公里的庞大庄园，包括二百六十亩农田，两个山岭和九所菜园（《宋书》卷54）；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先生，在山阴、诸暨、剡县也都有田园。而在唐代，官职不算太大的白居易，也愣是在洛阳置了十七亩地皮，“家有池塘，可泛舟”（《穷幽记》）。宋代的四朝元老司马光，虽然接受过仁宗、英宗两代领导人赠送的房子，却依然在西京洛阳建了独乐园，在嵩山逍遥谷建了迭石别馆……

有了土地，地主们自然也不会任由闲置，不过他们一不搞房地产开发，二不炒卖地皮，除了盖上几栋房子自己住，农业开发往往是不二选择，而由于面积庞大，土地类型多样，“多元化农业生产”也就势在必行。

譬如孔灵符不仅雇人种树，而且还养猪；谢灵运的田墅则更不得了，稻田、麦田、蔬圃、果园、林场、鱼池兼而有之，一年下来，不仅一家子吃喝都有了，恐怕还得拿到市场上卖卖，毕竟，“绵亘田野”所产的谷物、“北山二园，南山三苑”所出的蔬果，百来口人是吃不完的。

不仅如此，多元化农业生产还使得景致更加丰富而有变化，颇有游赏怡情的功能，据说该地主便经常登山来观看自个家里的风景，并因此发明了著名的“谢公屐”牌登山鞋——一种木制的钉鞋，上山取掉前端的齿钉，下山取掉后端的齿钉，于是，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稳当。能做这么个吃好、喝好、玩好的地主，想来实在是美不胜收。

不过相对于那些大地主们对土地的粗放利用，司马光先生就显得集约节约多了。

熙宁六年，司马光在洛阳东南郊买田20亩，（一说在洛阳尊贤坊以北）修建了一处名为“独乐园”的小别墅，园中建有一个读书堂，收藏图书5000册；又开辟了一间编辑室，把著名的《资治通鉴》编辑部搬到了此处，让助手们在里面编书。由于夏日酷热，他还命人在编辑室内挖了一个地下室，等于安了一个天然“空调”兼储物柜。

更让人惊叹的是，这个园子面积虽小，却被司马光他老人家倒饬得山山水水一样不缺：竹亭茅屋，短桥小溪，翠竹青藤，花卉药草……每年农历三月，园中牡丹盛开，附近百姓都来看花，由此形成小型牡丹花会。据说当时园中有一个老花工，多少有点儿经济头脑，他见游客众多，就卖了一点儿“门票”。这事被司马光知道后，他严厉地批评了老花工。老花工只好用这些钱，在园内建了一座赏花亭，供游客避雨和小憩，也算是将功补过，把“门票”钱用在了园林建设上。

既不耽误居住，又有利于工作，还顺带着满足了当地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，看来这位从小就会“砸缸”的宰相大人，财商和智商是一样高的啊。

吴 晔：生长秦地，游走京都。浮华满眼不曾留。马路上种地，高楼里放牛。忧攸，优游，幽悠。村人岁月夏天的树叶一样稠。

有了土地，地主们自然也不会任由闲置，农业开发往往是不二选择，“多元化农业生产”也是势在必行。

“农妇，山泉，有点田。”

这个从某广告衍生出来的小段子，据说是前几年许多年轻中国男性对于生活的终极梦想。在我看来，这个小段子最有意思的是“有点田”那三个字，这种调侃或许很容易被理解为中了小农意识的“流毒”，但却再一次鲜活展现了土地（不论大小）所带来的安全感，实际上是国人与生俱来的“遗传基因”。翻翻故纸堆，各朝历代对于土地有近乎偏执热爱的知名人士，似乎并不难寻。

南北朝时期，出生于豪门氏族的大地主谢灵运，拥有“左江右湖、南北二山”（《宋书》卷67）；比之稍晚的另一个著名地主孔灵符，则拥有一个周围十六公里的庞大庄园，包括二百六十亩农田，两个山岭和九所菜园（《宋书》卷54）；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先生，在山阴、诸暨、剡县也都有田园。而在唐代，官职不算太大的白居易，也愣是在洛阳置了十七亩地皮，“家有池塘，可泛舟”（《穷幽记》）。宋代的四朝元老司马光，虽然接受过仁宗、英宗两代领导人赠送的房子，却依然在西京洛阳建了独乐园，在嵩山逍遥谷建了迭石别馆……

文章来源：《农业开发与装备》 网址: http://www.nykfyzb.cn/qikandaodu/2021/0118/597.html